17 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皮旻旻诉重庆远东百货有限公司、重庆市武陵山珍王食品开发有限公司等产品责任纠纷案中，法院认定存在的问题有两项涉及食品安全标准： 1、山珍公司未按卫生部门的通知要求进行食品安全企业标准备案，其企业标准过期后继续执行该标准，违反食品强制性标准的有关规定。

[5]然而，权利话语的权威性必须以权利主张、权利论证的有效性为支撑，否则权利话语就会陷入被滥用的窘境。[20] 吴胜利：《财产权形成中的公权力规制研究——以土地规划权对土地财产权的规制为核心》，《学习与探索》2017年第11期。

（三）权利框架的错置 是指作者将某一权利、某一制度错置于不属于该权利的体系中，从而导致对权利的理解与建构出现了偏差。这就要求研究者不仅要借鉴吸收域外权利理论的精华，也要尊重、发展注重本土权利研究的成果，抱持添砖加瓦、共筑中国权利理论体系大厦的胸怀。如有作者主张代际生育平等权，即由于国家政策和法律对公民生育权的限制，导致不同代的公民生育权的不平等，因而其享有要求国家构建科学合理的保障与救济制度的权利。注释: [1] 侯学宾、郑智航：《新兴权利研究的理论提升与未来关注》，《求是学刊》2018年第4期。除此之外，，因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及与此相应的法制建设是建基于公共资源从计划经济式配置向市场经济式配置的转型之上的，这一国情决定了我国的法治建设与权利结构具备更为丰富的价值维度与底色，既有西式权利体系和研究范式难以完全有效承载与表达，因此，在阐发、论证与建构我国的新型权利时，也必须注意权利所置身的本土法制，从而确保新型权利是具备坚实的本土基础的。

（一）法律的体系化与权利的体系化 不管是哪个学科，体系化都是学科建构和成熟的标志。因为不管权利新在何处，其总是要进入学理上所建构同时在制度上也得到确认的权利体系的。[40]See A. V. Dicey,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Law of Constitution, Macmillan and Co.,1931, pp.179—180. [41]前引[20]，康德书，第56页。

[36]关于日文中人格的意义，参见《广辞苑》，岩波书店1998年版，人格条。摘要:  人格尊严在现行《宪法》第38条中以合成词的形式出现,意味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作为拥有理性能力和责任能力的、权利义务的归属主体，具有不可替代的最高的、绝对的价值性，此种价值性不容侵犯。资格说的理解模式之所以产生，其原因相当复杂，但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受到日文的影响。一时间，‘走资派‘叛徒、内奸、反革命‘反动学术权威‘黑五类‘臭老九‘牛鬼蛇神等侮辱性称号满天飞，一大批好干部、优秀知识分子无辜被批斗，戴上高帽子，挂上黑牌子，剃了阴阳头，‘坐喷气式，罚站，罚跪，游街示众，总之，肉体折磨，精神摧残，人格扫地。

一方面，承认人格尊严是人格权的基础，即暗示人格尊严的意义并不仅仅局限于人格权。[21]参见〔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44—46页。

该理论指出，上帝乃是una substantia, tres personae(一个本质，三个persons)。[61] 而此种以逐项罗列的方式所完成的体系化作业必定存在一个缺陷：漏洞在所难免。五、结语 我国宪法学界对个别的基本权利的深入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发轫至今，其成果可谓蔚为大观。[18]参见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6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4—27页。

纵观世界列国，其宪法文本中并未出现尊严一词者比比皆是。以如此方式界定的人格尊严，确立了人格作为现行《宪法》规范体系之价值元点的地位，并与《宪法》第33条第3款共同证成了作为统合性的基础价值原理的人格尊严原理。毫无疑问，人的物质性侧面亦具有价值，但这种价值并不是绝对的、最高的，而是可以加以限制的。可见，无论依循国际通例，抑或是我国官方的理解，人格与尊严都被理解为限定关系。

[51]而存在尊严一词的诸国宪法文本，也并非均如德国《基本法》般将其置于第一条的显赫位置，但这也没有妨碍该国规范宪法学将此尊严确立为该国宪法的基础价值，并在此基础上建构整体的基本权利体系，甚至是宪法规范体系。[46]参见前引[34]，谢立斌文。

而所有的个别性基本权利无疑都是人格现实地存在与发展的诸种条件的规范化：平等权可理解为人格平等地得以存在与发展的权利。但是，笔者认为，相反的立场似乎更为科学，即：开展并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乃是保障公民人格尊严的需要。

正如林来梵教授所论证，前段与后段共同构成了一个整体的规范性语句，结合成为一项个别性权利的保障条款，而这项权利乃相当于宪法上的人格权。除第38条人格尊严的表述之外，还包括第5条第2款的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以及序言第13自然段涉及的宪法的尊严。[42]有趣的是，戴雪在谈到美国宪法的时候也使用了宪法的至尊性（the supremacy of Constitution）的表述，参见前引[4]0，A. V. Dicey书，第140—147页。[35]前引[3]，孔令望文，第7页。这三个persons——中文神学研究通译为位格——便是圣父、圣子和圣灵。[55]前引[2]，许崇德书，第497页。

德文版，§§35—36. [23]〔德〕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上册），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5—46页。作者简介：白斌，法学博士，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我也认为它们必定拥有共同的外延范围。另一方面，也将这种应受保障的具有尊严的人格确立为所有人权——特别是其他个别性基本权利——的逻辑基础。

因此，极有必要在作为统合性基础价值原理的人格尊严规范之下，建构一种能够包罗一切未被宪法所明文规定但又具有极为重要的宪法价值、体现重要人格利益的基本权利规范的兜底条款，以完成兜底性的任务，使得现行宪法典中所缺落的生命权，禁止酷刑，禁止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罚，禁止奴役与强制劳役，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罪刑法定原则，不得自证其罪，思想与良心的自由等等权利在宪法规范体系中有所容身。反过来讲，作为person，必定拥有尊严。

1999年第五届世界宪法大会时，就有与会者指出，人权保护乃是基于人所具有的尊严而产生的。其次，由作为实事的历史本身可能会推导出不止一种规范意义，而复数的规范意义之间究竟何者更具真理性，却是历史本身所难以证明的。而结合西文persona的原初意义，可知上述日文第四项意义中的资格应作身份解。[54] 然而在这里，谢立斌可能在不经意之间犯了倒因为果的错误。

就系争条款而言，虽然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诸多骇人听闻的事件乃是人格尊严规范的背景，但此背景却并非专属于它，而几乎可以说是所有宪法规范——特别是全部基本权利规范——的立宪背景。[26]换言之，只有作为自在之目的而存在的事物，才拥有尊严。

[16]据此可以明了，在西方的神学背景下，person包括两种：human person（人格）和divine person（神格）。作为阿奎那思想（托马斯主义）在现代的杰出代表，马里旦在《人和国家》《人权和自然法》等论著中，较为详细地阐述了其人格思想：人格（person）区别于个人（individual），个人是从物质层面识别与界定人的，而人格则是精神层面的界别。

[58]而且，如此理解也符合国际宪法学界所普遍接受的观念。因此，在解释人格尊严中的尊严概念之时，亦有必要使其在社会主义法制的尊严和宪法的尊严中具有融贯的意义。

在具体论述中，则表现为将人格尊严人的尊严人性尊严个人尊严人类尊严等多样性表述在内涵上作等同化处理。故而，尊严的意义也大可不必受限于其日常用法，而有必要进行相应的规范性调整，即回归到其在西文中的原意：不可替代的最高价值性。Dignity或Würde进入日文视野之后，日文学者以汉字尊严译之，取其尊贵庄严之义，用以指不容侵犯的权威性，以其他任何事物均不能替代者的存在理由。倘若此种限定关系是成立的，那么第38条前段就可以转换为如下表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的尊严不受侵犯。

换言之，保存自身人格的前提之一便是尊重他人的人格。[28]参见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2—73页。

正如绝大多数论者所特意强调的，正是对作为1982年《宪法》之立宪背景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惨痛历史的反思，催生了《宪法》38条以及相关条款。首先，宪法毕竟不能仅仅是历史的总结，更重要的是它必须有能力应对未来不确定的事务。

[47]Gustav Radbruch, Rechtsphilosophie, Stuttgart: K. F. Koehler Verlag,1963, S.214. [48]齐延平教授对联合国193个成员国的宪法文本中的尊严条款进行了逐一梳理统计，发现尊严一词共出现358次，涵盖145个国家。另一方面却又将人格尊严的内涵限定于狭义的人格权，即与人身有密切联系的名誉、姓名、肖像等不容侵犯的权利，[45]进而在规范内涵上将尊严的部分弃置不论。